50位学人的200本荐书（社会学篇）
本期荐书学人
（排名按荐书出现先后次序）
韩东屏 黄凯平 刘业进 陈映芳
陆 洋 臧建文 刘成晨 程方毅 撒海涛
樊 星 辛允星 梅剑华 唐小兵 徐 来
- 人类演化 -
《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
作者:张岩
科学出版社，2012年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张岩先生的文化人类学专著《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书，也是我见到的最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其特色主要在于用语极其朴实、简约、凝练，从不故弄玄虚，从不拖泥带水，同时意思和道理还讲得十分清楚，真正是做到了言简意明，通俗易懂。不像那些常见的学术著作，用词晦涩，语句冗长，啰哩啰嗦，看了半天也不明就里。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此书在理论上原创性地提出了“原始群僵局”假说，从而对人类社会的由来给出了新的解释。以往人们普遍认同恩格斯的“有了人就有了社会”的观点，认为人和社会是一同诞生的。按照此书的观点则是：先有人，后有人类社会。具体说来，人类最初的群体与动物群无异，都是30来个成员的规模，当发展到50多个成员时就要分群。分群后先还能和平共处，不久就会为领地及资源展开生死斗争。为了化解这个周而复始的两败俱伤的僵局，原始人在大约7万年前的时候，终于发明以两群结盟的方式终结了原始群僵局。结盟主要是靠外婚制和经济合作制实现的，于是原始群变成了氏族，即人类最初的社会。我认为这个解释更令人信服。同时认为，这是人类学界的一项重大成就，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人类的演化》
作者: [英] 罗宾·邓巴
译者: 余彬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
黄凯平 上海交大廖凯原法学院法学博士生：
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是有本性的，而且这些本性与人类的演化史密切相关。现代智人的先祖大约700万前与黑猩猩分离之后，有95%的时间都是生活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在250年-10万年前，人类先祖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人类的本性正是在这一适应特定环境中经过漫长时间演化而成的。尽管现代人类经过定居进入了农业时代，进入了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但人性的形成与演化与生物体的演化一样，都需要经过几百代甚至几千代的累积。这种长期演化而成的心理机制，并不会因短时间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更不可能被某一时代的社会文化所塑造。因而，进化心理学特别关注“采集-狩猎”时期的人类生活。
尽管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其肤色、语言、观念、信仰、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背后的心理机制却是相同的，都是基于进化而来的“普遍人性”，是人类行为的“底层代码”。
但是，人类心理的这段演化史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很难描述的故事，因为心理是无形的，演化过程并没有留下化石之类的直接证据。不过，邓巴的这本《人类的演化》从一个个考古学的蛛丝马迹进行推演，非常有逻辑地还原了人类认知和社会性演化的一些关键节点，并对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的产生做了精彩的分析，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侦查过程。
《基因之外：文化如何转变了人类演化》
作者: G.M.霍奇逊 等
译者：王焕祥 等
科学出版社，2013年年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一说到演化，人们想起达尔文，想起生物学，好像演化理论就是专门属于生物学的，其实不然。演化无处不在。不是与演化生物学类比问题，演化现象普遍存在，在生物领域最显著，展开的研究最多，成果最显著。演化理论有自身的推理方式，不限于演化生物学特例。但迄今为止，演化理论在生物学领应用最成功、最规范、最形式化，离开了演化，就没有生物学。经济学家里有凡勃伦、马歇尔和其他众多演化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面临范式转换，经济学这个学科进行重新定向的时机已经成熟。经济学的麦加是演化经济学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其实是经济力学。
当存在一个群体，群体内个体具有非同质的多样性，个体间存在差异化生存，演化进程就会启动。不仅生物基因、有机体个体是演化的，而且，语言是演化的，货币是演化的，道德规则是演化的，文化传统是演化的，普通法是演化的，技术是演化的，等等。英国君主立宪政体至少从1215年到1688年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不断形成的，也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而是靠许多法案、惯例、习俗、不成文法支持的宪政和自由社会体制，因此是演化的。
在经济学领域，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是演化经济学，这门经济学具有范式转变的革命性含义。在经济领域谈到演化，如经济演化，这是总体上说。细致的领域如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也就是技术演化；组织演化以及商业模式的演化；制度演化（或时间尺度相对短暂的制度变迁）
演化涉及到信息的传递，演化涉及到差异化生存，演化涉及到上述两个过程不断迭代产生的适应进化（精美复杂的设计现象）。当演化在生物学中使用时，我们通常用“进化”，当演化在其他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和人类自身时，我们通常用“演化”，其实是evolution同一个词。
生物演化中最核心的是三个演化机制：复制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自然选择机制。简称遗传-变异-选择。这三大机制是同时在运作且反复迭代的：遗传-变异-选择-遗传-变异-选择……，由此导致了演化本体的适应性设计效应，例如动植物复杂的器官、功能、行为，人类甚至进化出了理性能力，理性能力出现以后，特别是符号语言出现以后，又导致一个新的演化领域的诞生——“文化演化”，也就是本书称的“经济和社会演化”。经济演化最直观的领域是技术进步，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淘汰，以及新技术本身的换代升级，和企业间每天进行中的对消费者、对市场占有率的激烈竞争，导致的企业差异化生存。
本书处理的经济和社会演化，也就是文化演化涉及的演化本体是个体习惯和组织惯例，此二者就像人体个体的基因，或者一棵树的基因。这里的习惯、惯例、基因，都归结于一个“指令集”，又类似一幢大楼的图纸/蓝图。有时候，我们把文化演化领域的习惯、组织惯例、民族国家的基本宪法和法律体系统称“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一个指令集，它引导、约束、指导个体组织民族国家“实际上如何做”。这里的如何做，通常是统计意义上，并不是每一个情势下，总是无一例外地观察到他那样做，而是他的行为从统计上大多数那样做就可以因果地推断其“文化基因”原因。
本书中有两个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将演化的二元本体应用于经济、社会化和技术领域（下面统称文化演化），分别命名为复制者和互动者，同时考虑文化演化的速率，复制者的非高保真复制，复制者对变动快速的环境的响应，特别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和有目的性，作者提出了“衍生复制者”或成长性复制者，以说明文化演化的方向性现实。有机体复杂性的提高取决于少数机制遗传信息传递方式的重大转变。由此作者提出第二个重要主题：关于文化演化的六次重大信息转变。第一次重大信息转变：前语言文化的出现。动物中存在前语言文化。早期人类也存在更复杂的前语言文化。关于前文化的起源，有”偶然说”：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FOXP2基因中的突变）造就全新的大脑的产物。有”缓慢演化说”：许多次基因突变，且与新的社会结构相结合，产生适应性优势的长期演化的结果。第二次信息转变：前语言文化到语言文化。语言使得大脑互联网成为可能，语言使知识系统性累积和进化成为可能，语言使得利用抽象概念的沟通成为可能，语言使人习得关于世界的心智模式（关于世界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数量关系、文化传统）。第三次重大信息转变是关于基层和社会地位的人际复制者的涌现。第四次重大信息转变：符号系统产生以后，一种超越个体记忆的信息存储系统发展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书写。例如书本，使用符号存贮信息。我们将其视为一个“体外”的记忆。第五次重大信息转变：一种新的生长性复制者——司法制度的涌现（心智习惯、书写记录+有组织法律系统、编写成文的法律）。第六次信息转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系统的出现，将科学探究和技术创新融合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对已有思想和技术的简单复制。较早的科学组织，英国皇家协会建立于1662年；法国科学院，1666年。20世纪，科学技术全面专业化、制度化，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
作者: 唐娜·哈特和罗伯特·W·苏斯曼
译者：郑昊力 / 黄达强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智人及其祖先在食物链中所处何种位置？用一本专著的名称即——“The Hunter or the Hunted”?又或者，在进化的某一时刻或另一时刻，人类曾经和现在同时扮演着猎人和猎物两种角色？这种位置设定直接关系到如何推测早期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它的进化含义又是什么？这种设定如何与现代人类个体所拥有的独特而不可思议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联？
唐娜·哈特和罗伯特·W.苏斯曼（Donna Hart and Robert.W.Sussman）分别来自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他们的合著《被狩猎的人类》（Man the hunted:Primates,predators,and human evolution）驳斥了传统上那种视人类祖先为凶猛的狩猎者或捕食者的假说，重构了人类祖先行为特征，认为人类祖先对其他众多物种来说不是充满暴力有组织的猎人、沾满鲜血的具有杀戮本能的人类，相反，是随时可能被捕获的“猎物”，正是社会群体的紧密联系与分工合作，才使人类远离食物链的低端。人类是杂食动物，人类的本性主要是由所学的东西构造的，人类是文化动物。本书并没有完全聚焦于证明人类是猎物而不是猎人，而是拓展到了人类演化的其他重要的相关议题，例如是否人类生活在群体中来保护自身免遭捕食者的威胁，这种借由群体（社会性生存）导致了行为上、激素上和脑神经上的某些重要特性被自然选择所选择出来，而这些特性又反馈和强化了社会性和分工合作？在本书第二版增补的章节，结合新发现的化石证据和分子生物学证据，前述拓展的议题得到更深入讨论。
为本书作序的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教授高度评价本书的贡献并把讨论引向深入，“人类目前的身份是自然之网的闯入者，人类的祖先在非常晚近的时代有一个全新的生态转向，被捕食和捕食，猎人和猎物两种成分仍然在人身上存在且久久不散”（P5）。“最重要的是，本书告诉我们，人类被捕食的经历如何深刻地塑造了历史。《被狩猎的人类》首次呈现给读者一个关于远古和近现代人类被捕食的有效信息的综合。该书集合了一份富有洞察力的科研调查，该调查包括了大范围的人类化石和灵长类、人类行为、远古栖息地遗址以及考古学记录，还有与理解人类起源有关的其他主题的大量数据。结论是革命性的：早期人类不是可怕的杀戮者而是作为被捕食者的灵长类猎物中的一员（P5）。
本书作者的中心论点是，在长达700万年-100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中，捕食与被捕食是塑造人类进化的重要因素。被捕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这种动力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刺激之一，它刺激着人类大脑的增长，甚至刺激着人类以群体的方式生存成为一种社会性动物。
随着分子生物学全基因组研究特别是古DNA全基因组研究的迅猛发展，基于化石证据的考古、人类学、语言学等关于人类演化研究的成果都有待被全面检视，因此本书的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证伪检验。
《懒惰的历史》
作者: [法] 安德烈•劳克
译者: 缪伶超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
陈映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
借助社会史、文化研究的路径，这个书为思想史上有关“懒惰的权利”的哲学命题作了具有“实证”意味的阐释。充满批判性、颠覆性的知识和思想，由不乏趣味、极具可阅性（其中有大量的美术史作品）的文本呈现出来。它提供了人认识自身的一个重要角度。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Platforms》
Editors：Rikke Frank Jørgensen
The MIT Press，2019
陆洋 德国弗莱堡大学法理学博士候选人：
苹果、谷歌、微软等跨国信息硬软件平台巨头对用户如何形成和表达观点、获取信息、辩论、聚集和存储隐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网络暴力、网络诈骗、人肉搜索、虚假新闻、个人信息贩卖甚至信用盗用等平台滥用行为层出不穷。线上平台巨头被私营大企业主垄断会对人权有怎样的影响？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1年通过的《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并对人权的实现情况负审慎义务。但要真正贯彻落实人权显然不能只寄希望于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责任自觉，而是需要各国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企业必须遵循的强制性行业准则。监控资本主义的平台时代，个人应不仅仅被视为大数据的某个信息节点，公民的隐私权、知情权、人格尊严和自主选择权利不得被以任何形式减损。这部合集即从法律、网络和传媒等多个视角对当今平台社会的人权现状进行了检视和反思。
“若你能得到一项服务或商品而不必付费，那么很可能，你就是那个商品。”缺乏约束的跨国垄断平台巨头的睥睨之下，无力议价又缺乏组织和维权渠道的每个原子化消费者都在被迫裸奔。正如要进入机场、地铁和商城的空间内就必须被动接受平台管理者的搜身和监控等，不论是虚拟或实体的公共空间平台均天然具垄断和取代性，平台与个人消费者间的所谓格式合同自由显然是虚假的。互联网塑造了一批更具批判性和政治化的公民，实现了以专家为中心的政策科学向包容普通公民的政策辩论的转向，网络平台为公共领域的大众民主协商提供了新可能也提出了新挑战。林肯·达尔贝格(Lincoln Dahlberg)认为网络平台要形成哈贝马斯式意义上的电子民主框架必须符合六个条件：摆脱国家和经济权力而自治；推理而不是断言；自反性；理想的角色扮演；真诚；无层次地融入与平等。然而事实上，许多虚拟社区被私人和公共形式的混合力量所影响和限制，公共注意力的商业化引发了公共领域的碎片回声室化、技术和信用壁垒限制了部分用户的准入、政治和经济系统通过和平台的利益交换来引导和塑造公共意见，横行的互联网假新闻和猖獗的选民意见操纵甚至已危及民主本身。
- 社会研究 -
《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作者: 道格拉斯·C. 诺思 等
译者：杭行 / 王亮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此书第一作者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也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第二作者巴里是宪政经济史学家，第三作者温格斯特是政治学家。这三人自1980年代起就经常合作，而此书正是对以往合作成果的总结与提升。
此书旨在从暴力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的维度来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一种新的阐释。其基本观点是，任何社会都需要抑制暴力，由于采取的抑制方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和国家。从历史的实际过程看，最先形成的都是权力限制秩序的国家，也叫自然国家。直到1800年代，才开始有了新的国家类型，即权力开放秩序的国家。而现代的发达国家，都属于权力开放秩序。权力开放秩序的国家是由从权力限制秩序的国家转型而来，它需要满足三个门阶条件，一是对精英的法治，二是有永久性的精英组织，三是对军队的统一控制。
由于学界很久都没有新的社会历史理论出现了，而以往的又都经不起推敲，所以不管他们的这套理论质量如何都值得一看。尤其是当你发现，它是第一套由经济学家牵头构造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
《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作者: 馬修.戴斯蒙
译者: 胡訢諄 / 鄭煥昇
時報文化，2017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汉字——“家”，上可遮风避雨，下有温饱之足，这代表着中国古人对于家庭拥有住房是何等的向往。但是，这一梦想，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的商品房改革以来，尤其是“土地财政”的刺激之下，越加高涨的房价，对于底层城市民众来说，变得遥不可及。
不止中国，在彼岸的美国，这一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也影响着低收入群体。在美国城市，特别是欠发达社区，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家”同样代表着一个望尘莫及的目标，特别是当租房客及其家人，因为缴不起不断上涨的房租、水电等生活开支时，面临着被房东无情的驱赶、警察近乎暴力的驱逐，饱尝流离失所的人生遭遇。
此书作者将这类境遇形容为“驱离”，这也就有了作者代底层群众的一个普遍叩问——“下一个家在何方？”，政府又该如何保障民众的居住权？特别是地方政府怎样提升欠发达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社会学学术明星——马修·戴斯蒙，在此书中，采用贴近现实的记录笔法，深入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被驱离家庭，透过与其家庭成员较为长期的互动与交流，彼此之间建立较为信赖的关系后，了解并思考这一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公共政策攸关者——政府、银行信贷、地产开发商、房东、租客，从而为此类社会问题的理解、梳理，刻画出较为全面的图景，并为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路径。
再次落脚到中国，“蚁族”一词，也曾冲击并挑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如何改善庶民的居住条件，是每一座城市避不开的现实问题，也是告诫每一位城市的管理者，不能仅仅关注卖地收入的持续高涨，也不能仅仅关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而是需要带着温情对一个个底层爬坡阶段的家庭所追求的居住梦想给予适当的关照。
《格差社会》
作者: [日] 橘木俊诏
译者:丁曼
新星出版社，2019年
刘成晨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讲师：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2006年就提出了“格差社会”的概念。但格差社会这个词，却在当代的中国，听起来依然陌生，却无不“似经历”其中种种。到底什么是“格差”？橘木俊诏又是如何去界定日本这种社会形态的呢？正如书中所说：“日本的格差正在呈日益扩大的趋势。在日本国民的高收入和高消费水平、繁荣的国际都市、现代化的商业模式背后，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大量失业和流浪人员、阶层固化和不平等，逐渐缩小的社会保障网以及生活于其阴影之下的弱势群体。”作者“以《格差社会》为镜，聚焦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读者探讨个体和社会应当如何应对格差所带来的挑战。”
阶层固化与流动通道的紧缩是格差社会形成的原因之一，而“想要纠正阶层固化，关键是教育，但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母的阶层、职业和收入”。导致这种社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房价。房价上涨强化了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此外，技术有没有对格差社会进行强化？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而破解这样的问题，一个是教育与就业，另外一个是“保障教育机会和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消除户籍、城乡、体制、性别等身份因素影响所导致的歧视和流动障碍，促进阶层流动渠道的畅通，提高社会流动性。”而这些都并非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反格差”会带来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有序发展。
《无缘社会》
作者: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译者: 高培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刘成晨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讲师：
就标题而言，是否第一时间想到其是关于情感之类的书籍？也有，但不全对。“这是NHK电视台资深采访记者作品合集。采访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不回家乡，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
那么，“如此疏离的亲戚关系到底是社会变迁的错、还是个体家庭之间的差异？如果亲情不再具有纽带的作用，那它又会变成什么？拿什么寻找人存在的价值？”“书中很多例子讲到如果在三、四十岁左右辞去了工作，那之后就（主要）因为年龄的关系很难再开始一份新的工作，这样就陷入了无收入、对生活也没有期待的死循环。社会理应怎么处理这一批人？”等等。种种疑问是这本书呈现出来的事实，以及它的存在对我们目前和未来生活所埋伏的“挑战”与“后怕”。
总之，我们的未来（尤其是老龄化、低欲望和个体化社会的加剧），是否也会把你我推向“无缘”？怎么破解此种“群体又不群体的孤独”？读者可从此书感受。
- 区域文化 -
《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
作者: 麥高登
译者: 林丹 / 楊瑒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
程方毅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
这是一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家麦高登等所著。我的推荐理由有二，理由一是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处南中国的广州这个城市。当我每天早晚出入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南门接送家里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时，总会被南门外的纺织品交易市场的熙攘与活力所触动。尽管中大南门外的地铁站名为“中大站”，但我每次从这里下车时都发现人流量大多被分往了直通纺织品交易市场的出口。市场中的外国人面孔往往并非属于在各类广告中频频出现的“高级脸”，而应该是来自于非洲、南亚、西亚等地方的“低端脸”。这些人为何来到广州？为何来到这个市场？他们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全球化故事？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都能够让我们有所了解。
理由二则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低端全球化”这个概念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于全球化的参与和推动，并因此而为全球的“低端国家”及其居民所做出的的贡献。全球化并不仅仅只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也不仅仅只关于跨国巨头企业与组织，并仅仅服务于社会精英。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全球化，这个版本的全球化并不完全按照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规则所进行，但是它让世界上绝大多数处于消费链低端的人口受益，而中国便是这个版本的全球化的最大驱动地。
《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作者: 谢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程方毅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
历史地理学经常被称为是中国所特有的学科，因为它有着十分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这种中国特殊性今天在我们各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作为研究议题还是研究理论或方法都不断被强调。但是这本书却让我更多的读到了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存在的历史学普遍性的东西。作者在实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融合了对于史学理论的反思，同时将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相结合，这些都让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层次变得更为丰富。
《Islamic Shangri-La：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 to 1960 》
Author: David G. Atwi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
撒海涛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作者长期关注中国穆斯林问题，从材料运用来看掌握了汉语藏语，且能结合文献实地进入西藏调查，故在此问题上有足够发言能力。如作者所言，此书志在打破常识印象中浑然一体的“西藏”认知，对西藏穆斯林的考察采取以喜马拉雅为中心的视角，分析了从前近代到民族国家进程中拉萨穆斯林族群的形成轨迹与认同（被认同）历程。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边缘的问题体现了著者的野心。总之，此书在宏观总体视角下对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少数族群的历史分析，不乏真知灼见。
《建水记》
作者: 于坚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樊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直对地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从陆文夫的《老苏州》、贾平凹的《商州三录》、马丽华的《西行阿里》到于坚的《老昆明》，连同这本《建水记》。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埋藏着中国民族性的多元化、多样性。建水是云南的一个县，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于坚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与建水的不解之缘，表达了这样的思考：“人类为什么会有建水城这样的栖居地？它又为什么落后于时代？又为什么因‘落后’而鹤立鸡群，不同凡响？”这样的思考，对于那些因为“落后”而失落、焦虑的人们，开启了新的思考。因此，“落后”这个词就与“保护”（从保护文物古迹到保护环境）联系在了一起，也与1980年代的“寻根”思潮悄然相通。在为了建新城而拆旧成风的当今，这样的保护意识不仅是许多文化人的呼吁，也是老百姓的心声。“建水城依然是个文质彬彬的老城”，“建水本来就是为过日子建造的”……从小吃到土地庙，从民居到民歌，一切“被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创造出来的小意义，抵抗着空洞概念、宏大意义必然导致的人生的无聊、空虚”，这就是民间文化、平民生活的意义所在吧！作者以这样的生活观念化解了“信仰危机”的恐慌，也揭示了日常生活就是文化根基的朴素真谛。
书中大量的摄影图片也都很有生活气息，引人入胜。
- 心理学 -
《人心：善恶天性》
作者: [美]埃里希•弗洛姆
译者: 向恩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
辛允星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在本书中，作者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所谓“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人类的本质就是人之生存所固有的“矛盾”以及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并创造新矛盾的过程；而解决这些矛盾（核心任务是克服一种疏离与孤独感）的主要方式有进步与倒退两种，从而表现出“发展综合征”与“退化综合征”。人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潜在的原始精神力量、外部环境、个人的选择等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之所以为善与作恶的深层心理源头就在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理论见解可以带给读者无尽的思想启发。
《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
作者: 翟学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辛允星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在解释中国人的很多行为特征时却又总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从上个世纪中叶，全球华人心理学界开启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工作。本书作者翟学伟敏锐地抓住这一学术机遇，以“关系”、“面子”、“人情”等中国文化话语中的关键概念为突破口，数十年如一日地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开创性价值的相关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华人心理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进程，本书正是其中的重要成果，它虽然看似系列论文的集合，但实际上始终贯穿着作者的核心理论关怀。
《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
作者: [美] 戴维·巴斯
译者: 张勇 / 蒋柯
商务印书馆，2015年
黄凯平 上海交大廖凯原法学院法学博士生：
人是否有本性或者说人是否有本能？探究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科学心理学的禁忌，因为用本能来解释人的行为，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同时也可能使心理学失去严谨而丧失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
进化心理学直面了心理学界多年来一直回避的问题，即人类到底有没有本性？或者说人类到底有没有本能？如果有，它又是怎么来的？戴维·巴斯的《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是进化心理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试图描述出人类行为的底层代码。
在进化心理学看来，人的本性源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适应，就像人类的生物机制是进化的产物一样，人类的心理机制也是自然选择与进化的产物。
人要生存下来，除了恶劣天气、食物短缺、疾病困扰、野兽袭击……这些自然界的敌意力量人类必须面对外，还需要寻找交配对象、留住好配偶放弃坏配偶、保护后代、维持友谊、评价自我和他人、表达与分辨情绪、学习新技能……这类问题也会在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为了解决生存与繁衍相关的问题，人类进化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功能应对自然界的敌意力量，同样也进化出了解决生存与繁衍问题的心理机制。这些复杂的适应性机制，就构成了人类的本性。
进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很酷，揭示人类普遍的本性。也许进化心理学揭开人类行为的“底层代码”并不符合一些人的对人性的期待，毕竟这让形形色色的“白板论（认为人的心灵生来是一块白板）”、社会建构论各种不舒服。
《How History Gets Things Wrong：The Neuroscience of our Addiction to Stories》
Author: Alex Rosenb
MIT Press，2018
梅剑华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有时候评价一部著作的价值更多要看同时代其他作者说了什么。有的著作水平很高，但同类型的书很多，其价值自然要打一些折扣。有的著作论证不见得精确，说理未见得透彻，但其角度为时人所无，也自有一种价值。此书就属于后者。
以研究生物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知名的罗森博格将视线投向历史研究，自然和一般的人文历史研究者不同。通常人们认为了解某一事物的历史，尤其是了解关于这一事物如何产生的故事是理解这一事物的方法；了解某一事物的历史是理解这一事物的最好办法甚至唯一办法。这些观念我们都耳熟能详，例如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本身等等。此书乃是要反驳这些流俗见解。认知科学、演化人类学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偏爱用讲故事和历史叙述的方式去理解某一事物。罗森博格被称为发了疯的自然主义者（mad dog naturalist)，他和邱奇兰德、斯蒂奇一样认为常识心理学是错误的，因此常识心理学中所预设的欲望和信念之类的心理状态是不存在的。
如果大量的历史叙述依赖于“希特勒相信德国可以很快打败苏联”、“斯大林相信中国会出兵朝鲜”等这样一些包含“相信”或“欲望”的语句，那么这种历史叙述就是错误的，该书详细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偏好这种历史叙述／讲故事的神经机制。我们可以把此书再一次读解为一本科学还原论之作，何况他本人坦诚自己就是死硬派还原论者。但我们也可以把此书读解为一本转换视角之作，提示历史叙述可能具有的缺陷，而这也是能让我们有所受益的读法。
- 传播学 -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作者: 李金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金铨老师是传播学界华人世界的领军人物，数十年来在这个领域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无论在中文世界还是英文世界都享有盛誉，他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期间开启的大陆传播学人访问项目更是嘉惠学林（我个人受教于李老师良多，而李老师对年轻学者的鼓励与提携在传播学界可能无出其右者），影响至深且远。李老师在西方经受过最严格而专业的学术训练，又秉承了华文世界最好的汉语写作传统，他这本历尽波折终于面世的专题论文集里的作品都是既能纵横捭阖，又能鞭辟入里的佳作，深具理论的原创性与对于传播实践案例的反思的现实感，对于源自西方的传播理论如何在地化和本土化的同时，又不走样变形，与此同时又能超越西方文化霸权（并且不走向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李老师以自身在美国、香港和台湾多年任教和研究的经验“以身示范”，金针度人。这正如李老师在书中讲述的那样一种学术境界：“学术与生命是不应该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个同心圆内，由内向外扩张，连成一脉，个人的心路历程不断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纵横自如，超越学科窄框，却又论理严谨，证据丰富。我曾自许要发展深刻的问题意识，从远处大处着眼，并发展各种组成的环节与细节，以期以小见大，并愿意承担社会伦理与学术责任。”
徐来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李金铨老师是华人传播学界颇具大家气象的学者，跨文化的视角、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及五十年来不辍耕耘于传媒研究及社会政治学，功力深厚。从早期出版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到《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一以贯之的是他纵横自如、旁征博引、洞见迭出、用笔典雅的学者意识和风度：考察中国与世界的“交光互影”，他能突破学术窠臼，从媒介政治经济学这一此前传统学界甚少涉猎的取径，以开放的视觉给本土传播学提供全面的阐释；着眼民国报刊研究新闻与历史的联系，又秉承着眼微妙、证据丰富、论理严谨、家国情怀的学者治学责任与情怀。此次推荐《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一书，于2019年年末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其过往十年内涉及国际传播与新闻史两大领域论文，堪称集大成之作。行文以历史脉络为经、全球视野为纬、公共议题为体、人文关怀为魂，融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呈现出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纵横远近的宏大志向与学术结晶，也折射出“‘传播’在‘传播’之外，‘传播’在历史和社会之中”的治学真谛。掩卷沉思：修身治学，应当如何将个人追求放到宏大的历史和社会的滚滚洪流中去寻找特定的价值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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